西方对新儒家的认识应源于十七世纪，利玛窦在他的《中国传教史》中将宋儒与原儒相区别，龙华民在他著名的《中国宗教问题》的长篇通信中对新儒家大加批评，莱布尼茨则在他的《论中国自然哲学》的长文中为新儒家辩护。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二程兄弟的部分谈话已全部被译成了法文。
但十七、十八世纪的中欧哲学交流只是中西方思想交流的开始，欧洲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对宋明理学的解释更多是从自身思想变迁的需要出发的，虽然不可否认正像巴西的白银流入欧洲，促动了欧洲经济的变化一样，中国儒家、新儒家的理性精神传入欧洲，成为其走出中世纪神学的重要外因。但此时欧洲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更侧重于自身，而不注重中国哲学演变的固有特点和文本的内在结构。
现代汉学的诞生将西方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纳入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轨道，从此，对新儒家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自雷慕沙、戴密微之后，在新儒家研究中被誉为里程碑式著作的是英国当代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1919－1991）的《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家》（Two Chinese Philosophers：Ch’eng Ming－tao and Ch’eng Yi－ch’uan）。
该书1958年在英国出了第一版，1978、1991年两次再版，书出版后好评如云，已成为当今西方汉学界治新儒家的必读之书。葛瑞汉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第一次系统、详细地向西方介绍了二程兄弟的哲学思想，从而使西方汉学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宋代理学史上程颢、程颐二兄弟所创立的“洛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前承周敦颐、张载、邵雍，后启朱熹，开始逐步将理学向完整的体系发展，其作用如《宋史·程颢传》所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于千四百年之后，……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葛瑞汉将二程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如理、气、性、命、心、物等一一详细剖析，从而不仅使西方汉学界深入了解了二程的思想，而且使他们更为具体地认识到新儒家发展的脉络。第二、将思想的分析与文献的校勘有机地结合为一体。葛瑞汉认为中国哲学思想有两个伟大的时代，一是先秦，二是宋代，在宋代哲学家中他对二程评价最高。全书分上下两部分，上篇讲程伊川的哲学，解释了伊川哲学的八个基本范畴：理、命、气、性、心、诚、敬、格物。下篇则分析了程明道的哲学思想。葛瑞汉将对思想的解释与文献的考证紧密结合起来，对二程兄弟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专门的考释，并追踪西方汉学界对其概念的翻译史，纠其错误，阐明新意，表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书后所附的二程哲学原著的译文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西方汉学已成为其学术领域中的重要一支，“专业汉学”已再无“传教士汉学”时期那种宗教的阐释，也无启蒙时期那种为我所用的态度。“重文献，考源流”已成为当代汉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在葛瑞汉的这本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汉学正与国内的学术研究等同，它仍是在西方的知识背景下发生的，西方的“东方学”按萨伊德的说法是一直受制于西方的价值观念的，这便产生了西方汉学异于国内研究的部分。这种“异”正是我们所应重视的地方，无论是“偏见”还是“真知”。葛瑞汉的这部书也是如此，他对朱熹的评价，他对墨子二程思想的影响的研究，他对二程异同的分析都有许多独特之处，需要我们格外注意。
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该书的中译者程德祥先生为程氏第二十七代嫡孙，他带着对先祖的崇敬，研究二程哲学多年。或许有了这种特殊的感情，中译本做得格外精细，书中所有二程的引文都有中、英文对照，版本考释，书后还附了二程的语录索引并一一注明了内地、台湾、韩国、日本等多处版本的页码。翻译之细微，引注之详恐怕是近年来国内有关汉学的中译本中少有的。
据悉，国际儒联明年将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召开“二程国际学术讨论会”，该书不久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
